吴敬中在天津解放前，乘坐飞机逃离了现场。无论他是因畏战而逃，还是另有特殊使命，都已无关紧要。我们只需牢记两点：首先，历史上确实存在这样一位吴敬中，他曾被我方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学成归来后投身军统，被视为“叛徒”；其次，他绝对不是峨眉峰的上级，也不是更深层潜伏的“雪山”组织成员。若非他选择逃跑，按理说他会像继任者李俊才和老同学康泽一样，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积极配合改造，争取早日获得特赦。
当年，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归来后“叛变”的人并不少，譬如与戴笠、徐恩曾齐名、几乎成为蒋介石接班人的康泽，军统末代局长兼保密局首任局长郑介民，还有蒋介石亲派出国的尼古拉·经国（也被称为尼古拉·蒋或尼古拉·建丰），他本身就不算叛变（而蒋经国则被认为是半个叛徒）。吴敬中、沈醉的姐夫余乐醒，以及临澧特训班的高级教官谢力公、王崇五、陆遂初、王班联、贺元、徐永年，都是经沈醉确认的叛徒。
既然吴敬中不是潜伏者，那么他被捕后唯一的去处便是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以他的身份地位，理应与文强（《特赦1959》中刘安国的原型）、沈醉、徐远举、周养浩、张严佛、董益三等人一同，于1956年集中押送至北京功德林。
展开剩余83%在战犯管理所，吴敬中不仅能与继任者李俊才（疑似李涯的历史原型）见面，还会碰上一个老对头。那个曾任中将军长的老冤家，定会气呼呼地用粉嫩的小拳头敲打他的胸口，大声喊道：“你还我美妾，还我斯蒂庞克，要是不还，我就……”看到这里，熟悉沈醉《战犯改造所见闻》和电视剧《潜伏》的读者，想必会立刻想起一个名字——杨文泉（瑔）！
在电视剧《潜伏》中，戴笠巡视天津的重点工作有两件：一是整肃利用肃奸名义进行贪污腐败的行为，二是处理九十四军副军长杨文泉纳妾的风波。军统局铨叙军衔为少将、职务军衔为中将的副局长，是否有权处理正规军少将副军长（后晋升为中将军长）的事务？电视剧的演绎是否存在误差？
细读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沈醉、天津警察局稽查处（军统公开特务机构）王子晨、天津潜伏电台台长舒季衡等人的回忆，可以确认戴笠不仅有权调查、拘押甚至处决少将师长和中将军长，而且确实亲自抓捕过杨文泉。甚至连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天津市长张廷谔、副市长杜建时（后任市长，并于1961年12月25日获得特赦）为其求情都无济于事。
戴笠抓捕杨文泉的事实毋庸置疑，但杨文泉纳妾一事，却并非吴敬中举报。当时军统天津站站长是兼任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的陈仙洲，吴敬中是他的继任者，李俊才则在吴之后。
当年，蒋介石和戴笠的特务网络无孔不入，各“绥靖区”、兵团、长官公署及“行营”第二处（或称稽查处、情报处、督察处）均由军统特务担任。这些特务往往兼任区长、省站站长或办事处处长。比如，最后一批获特赦的文强，既是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又是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正是由于特务在正规军中兼职，晋升军衔较为迅速，文强才能在军统时期获得中将军衔。电视剧《渗透》中出现的李维恭也是中将，而那个被认为“无能”的陈星洲，很可能就是吴敬中的前任陈仙洲。
吴敬中与文强曾在东北共事（吴为东北区区长兼北满站站长，实际上是文强搭台，吴敬中唱戏）。后来文强调往湖南，吴敬中转到天津。在电视剧中，关于杨文泉纳妾的事情，吴敬中理应向戴笠汇报。
军方高级将领的私生活始终被军统特务严密监控。将军们走私军火的情况，军统特务会层层上报。要想封堵特务的嘴，只有两条路：一是结成利益共同体，共享收益。比如东北督察处总务科上校科长许忠义，就将多名正规军高官纳入其“产业链”；二是像九十四军那样，事发后以破财方式求得宽免——吴敬中的斯蒂庞克，正是九十四军送出的“贿赂”。
杨文泉长期被戴笠关押，戴笠坠机身亡后，军统局由老同学郑介民接手。是否因吴敬中收受钱财说情，才使杨文泉得以获释，仍是未解之谜，连沈醉也无从知晓。我们只知道，吴敬中在《潜伏》中收取七十四军一辆死地庞克，成为“常规操作”——他持续控制人脉和财路，别人想要顺利办事，必须给他分肥。说到底，红口白牙和不如黄金美钞更能立足、奏效。
戴笠去世后，杨文泉获释并升任中将军长，被调往山东作战，最终在山东被俘。而他的美貌小妾最终下落不明，这让杨文泉在战犯管理所里神魂颠倒。沈醉在回忆录中毫不掩饰对杨文泉的鄙夷和讥讽：“杨文瑔（泉）这种人，早已成为囚犯，却仍沉迷于旧日罪恶。1946年，他任九十四军副军长，后升任七十二军军长兼天津市警备司令时，追求天津最大的军火买办商孙女……杨文泉和她如何分手，我无意再提。只知道他统率的七十二军在山东战场被俘时，他孤身一人，没有随军家属。战犯管理所期间，也从未听闻他的家属探视过他。或许，是女方先抛弃了他。”
有人说杨文泉在战犯管理所如何顽固，果粉用的是美化词。但在沈醉眼里，杨文泉依然是一个油头粉面的“白面书生”和香喷喷的“风流将军”，且恶习未改，使得其他战犯同学避之唯恐不及。他的行为举止过于女性化，早在被俘前就显得不同寻常。沈醉回忆说：“我多次在戴颂仪家见过这位风流将军。天津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严家诰和天津市警察局长李汉元等军统同事请我吃饭时，知道他与我相识，也总邀他同席。不过我一直对他感到‘那个’——从认识的第一天起，我就觉得他不像个军人，满身香气，还带着古代文人陆机《赴洛道中》诗中描写的‘顾影自怜’的酸劲。总之，感觉怪怪的。”
据沈醉回忆，杨文泉在战犯管理所“像爱打扮的女人一样洗脸”，且囤积了许多“雪花膏、蛤蜊油、甘油、凡士林”，用途不明。但在王耀武、沈醉等人眼中，实在难以理解。
沈醉不解杨文泉为何要囤积那么多化妆品，但读者们应明白，若吴敬中未逃出天津，他必定会和李俊才一样进入战犯管理所学习，甚至可能如文强、周养浩一般，等到最后一批才获得特赦。通常特务身份的人获特赦较晚，加上吴敬中“叛徒”的标签，想与在云南起义通电签字的沈醉一样获得第二批特赦，可能性微乎其微。
沈醉进入战犯管理所，最怕遇到“他乡遇故知（仇敌）”，而这确实发生了。他遭遇的两个“故知仇人”分别是周振强和原营口市市长、云南第六编练司令部副司令、中将高参袁鸿逵。前文已述两人与沈醉的恩怨，此处不再赘述。我们不妨想象一下，若吴敬中进入战犯管理所，杨文泉将如何冷眼相待、咄咄逼人。
当时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内存在明显的鄙视链：正规军瞧不起杂牌军，杂牌军瞧不起特务。而吴敬中没有在军队兼职，因此在这条鄙视链的底层，与徐远举、周养浩同列。原军统电讯处少将副处长董益三被俘时，官职是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少将处长；原军统总务处少将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被俘时已是“云南游击总司令部中将司令”，因此他们属于第二批特赦。周养浩则直到1975年才与二十多名“同行”一起获得特赦。
如果吴敬中进入战犯管理所，遇见杨文泉，两人必定“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互掐小拳拳几乎不可避免。但仍有几个疑问尚未解答：吴敬中逃出天津后离开情报系统，为何同学郑介民未将他调入国防部担任第二厅厅长？同班同学小蒋组建新特务系统，又为何没安排他做“高级顾问”？
沈醉在回忆录中多次称吴敬中为“老朋友”，若杨文泉对吴敬中发难，沈醉肯定会介入帮忙。杜聿明特赦后，沈醉接任缝纫组组长，权势不小，有他撑腰，吴敬中未必吃亏。
这两个“为何”引发我们对吴敬中真实身份的疑虑：一位有如此强大靠山的吴敬中被逐出军界，是否说明他的潜伏身份曝光？如果吴敬中不是潜伏者，而是彻头彻尾的叛徒，他在战犯管理所会被分在哪批特赦？他能像王耀武、沈醉那样，在不同环境中游刃有余，唱得动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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