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法国时任总统戴高乐曾说：“一个没有核弹的国家无法认为自己是真正独立的。”这句话阐明了戴高乐推动法国摆脱外部军事控制的核心思想，也道出了一个国家发展核能力的现实考量。日前，为期12天的以伊冲突以美国“下场”和戏剧性的停火暂时告终，但伊朗核设施的受损情况仍扑朔迷离，围绕伊核问题的政治博弈也尚未尘埃落定。从今天起，《环球时报》推出“伊核问题的前世今生”深度认知系列报道，透视以伊两国的复杂关系，为读者阐明，为何美国是伊核危机的始作俑者，以色列多年来如何对包括伊朗在内的中东多国核计划实施打击，以及当下和平解决、政治解决伊核问题的突破口何在。
一名工人骑车路过伊朗布什尔核电站，该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图为资料图片。
美国给了伊朗基础核能技术
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铲除的伊朗核能力，恰恰是半个多世纪前美国亲手培养起来的。这要从一场伊朗石油国有化引发的危机说起。作为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国家，伊朗的石油经济命脉却长期掌握在英国政府手中。伊朗第一家炼油厂是英波石油公司（后更名为英伊石油公司）20世纪初建造的，该公司1933年还拿下了伊朗石油长期开采权。直至1951年，在财政收入越发依赖石油公司分红的背景下，时任伊朗民选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推动英伊石油公司国有化，激怒了英国。1953年8月，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英国在伊策划政变，扶持已被废黜的巴列维国王重新掌权。该事件奠定了此后20多年美伊亲密关系的基础，但也令伊朗反美情绪升温，为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埋下伏笔。
“核武器必须被交到那些懂得如何剥去其军事外壳并将其用于和平艺术的人们手中。”1953年12月，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发表题为《和平利用核能》的演讲，美国随后启动同名计划，开始向盟友提供核技术，以加强冷战初期同苏联的竞争。1957年，伊朗与美国签署了民用核能协议，美国开始为伊培训核技术人才。1967年，美国向伊朗提供了一座核反应堆及铀燃料。此次核合作构成了当前伊核问题的基础。
20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随着更多国家加入“拥核俱乐部”，核不扩散议题开始受到广泛关注。1968年7月，在美、苏、英等世界主要大国牵头下，59个国家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美国说服伊朗也加入该条约。巴列维国王虽承诺放弃研发核武器，但他仍认为外部限制伊朗核活动是对其国家主权的侵犯。
1974年，巴列维国王成立伊朗原子能组织，并开始建设布什尔核电站，与此同时向更多国家，如法国、西德等寻求核技术援助。至1978年，伊朗与美国达成购买8座核反应堆的合同，但这些反应堆因伊斯兰革命的爆发一直未交付。尽管如此，伊朗已经掌握了利用核能的初步技术基础。
两伊战争后，伊朗核活动秘密重启
1978年至1979年，霍梅尼领导伊斯兰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1979年2月，霍梅尼正式掌权，并于4月建立伊斯兰共和国，成为伊朗最高领袖。尽管霍梅尼对核技术持敌视态度，将其视为西方影响力的象征，但真正令伊朗核计划搁置的是1980年9月两伊战争的爆发。在长达8年的战争期间，伊朗将大量资源供应前线，伊拉克还对伊朗核基础设施进行袭击，尚未建成的布什尔核电站多次遭到轰炸。这一时期，西方国家也停止了与伊朗的核技术合作。
不过，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伊朗发展核能力的愿望开始增强，这是因为两伊战争以及美国主导的海湾战争（1990年8月至1991年2月）让伊朗认识到加强军事威慑力的重要性。当时正值苏联解体初期，伊朗向俄罗斯寻求技术援助。1995年，俄伊就继续建设布什尔核电站签署合同，计划1999年完工，但受各种因素影响，直至2011年该电站才正式投入使用。与此同时，伊朗还向巴基斯坦寻求技术援助。巴基斯坦也曾通过“和平利用核能”计划在发展核技术方面得到美国的支持。
2002年之前，伊朗的核研发活动并未被外界知晓。但2002年8月，流亡海外的伊朗反对派组织——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向美国《纽约时报》揭露了纳坦兹和阿拉克核设施的存在，美国卫星图像也很快证实了这些设施正在建设中。伊朗未经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准许秘密建造大型核设施的事件被曝光，在国际上引爆了伊核问题。
伊核问题的爆发成为美伊关系的重要转折点。当时执政的伊朗改革派总统哈塔米对内力推政治民主化改革，对外倡导文明对话，推动美伊关系缓和。尤其在“9·11”恐袭事件后，伊朗谴责恐怖主义并协助美军打击藏身于阿富汗的“基地”组织。但伊核问题被曝光后，美伊关系重新走向紧张。2003年2月，时任总统哈塔米承认纳坦兹核设施的存在，但称其只用于核电站所需的低丰度浓缩铀。对于这一说法，美国提出“严重质疑”，多次警告伊朗停止相关活动。
面对美方压力，哈塔米政府与IAEA总体上保持了合作，尽管合作时断时续。2003年5月，IAEA认定伊朗进行铀浓缩活动，且没有按照规定接受核查，随后英国、法国和德国展开外交斡旋。在国际社会压力下，哈塔米政府最终选择妥协。2003年12月，伊朗正式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但同时强调本国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在暂停铀浓缩活动方面出现多次反复。
虽然哈塔米利用灵活务实的外交手段，避免了伊朗被立即制裁的风险，但其妥协姿态在国内引发了强硬保守派的反弹。2005年6月，伊朗强硬保守派人物内贾德当选总统，标志着伊朗在核问题政策上的重大转向。
制裁让伊经济陷入衰退，但没能阻止核计划
2005年8月，在英法德威胁对伊实施制裁的情况下，伊朗宣布重启铀浓缩活动，并中止与欧洲三国的谈判。2006年1月，伊朗宣布恢复核燃料研究工作，伊核问题被正式提交至联合国安理会。同年6月，中、美、俄加入欧洲三国行列，组成伊核问题六国机制。
由于伊朗拒绝停止铀浓缩活动，安理会2006年12月通过决议，首次对伊实施制裁。鉴于伊方的不妥协态度，安理会相继在2007年、2008年、2010年逐步扩大制裁范围。但总体来讲，安理会的制裁主要针对涉伊朗核项目的技术与实体，并不涉及对伊朗其他领域的制裁。
对伊朗真正构成威胁的是美国不断强化的单边制裁及以色列的威胁。2009年，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表示不排除用军事手段解决伊核问题；以色列则不断威胁对伊朗核设施发动空袭。
2010年2月，在伊斯兰共和国成立31周年的纪念活动上，时任总统内贾德发表演讲称，伊朗已生产出第一批近20%丰度的浓缩铀。他强调：“我们有能力将铀浓缩到超过20%或80%，但我们不进行这种浓缩，因为我们不需要。”同年7月，美国对伊单边制裁升级。奥巴马政府通过了《对伊朗全面制裁、问责和撤资法案》，除扩大以前的制裁外，还引入“二级制裁”，即对与伊朗受制裁的个人或实体发生业务往来的第三方国家、实体及个人进行制裁，比如禁止非制裁国（大部分为欧盟国家、日本）对伊朗能源部门进行大规模投资等。
这种情况下，内贾德政府仍不妥协，伊核谈判陷入僵局，这促使美欧开始采取联合制裁伊朗的行动。此轮制裁中，两项内容对伊经济造成致命打击：一是2012年3月，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参与了对伊制裁，关闭了伊朗30多家银行的国际贸易结算渠道；二是欧盟自2012年7月起完全停止从伊朗进口原油。此外，美国还可对任何与伊朗存在商业往来的外国公司实施惩罚，使得大部分国家停止与伊经贸往来。
制裁没能迫使伊朗放弃核研发活动，却让伊经济陷入衰退。2012年11月，IAEA报告称，伊朗在福尔道核设施基地增加了644台离心机，离心机总数增至近2800台。世界银行数据显示，由于失去了石油收入，伊朗不得不借款，在截至2024年的15年间，伊朗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增加了两倍。这些打击使内贾德政府承受民意压力，强硬保守派在新一轮总统大选中失利。
2013年6月，曾在2003年至2005年出任伊朗首席核谈判代表的温和保守派人物鲁哈尼当选总统，为伊核问题解决带来转机。鲁哈尼奉行务实外交策略，主张与美谈判解决伊核问题。2013年至2015年，伊核问题六国机制发挥了重要斡旋作用。2015年7月，伊朗与六国签署《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也称“伊核协议”），协议于2016年1月生效。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裁，IAEA负责督查伊朗履行协议情况。该协议将伊朗的铀浓缩丰度限制在3.67%。
伊核协议的达成给饱受制裁之苦的伊朗带来曙光。协议达成后，虽然美单边制裁并未解除，但大量跨国公司奔赴伊朗开拓商机，伊经济民生2016年之后有所好转。然而，伊核协议遭到美国右翼及以色列的强烈反对，随着2016年年底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美伊核博弈风云再起。
美“极限施压”让伊核问题卷土重来
特朗普一直对伊核协议持反对态度。在以色列的游说和推动下，特朗普政府于2018年5月单方面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并对伊朗重启最高级别制裁，这种“极限施压”的措施致使伊方无法享有协议赋予的经济红利，被迫减少履行协议义务。2019年5月，伊朗宣布将暂停执行伊核协议的部分内容。
与此同时，围绕伊朗核能力的“暗战”也在展开。2020年1月，美国暗杀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将领苏莱曼尼，使得美伊一度处在直接对抗的边缘。2020年11月，伊朗首席核科学家穆赫辛·法赫里扎德在德黑兰被暗杀，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是幕后黑手。
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并被认为逐渐演化成伊朗支持的代理人与以色列之间的武力对抗，彻底引爆了伊以长期积累的矛盾。在近日的以伊冲突中，美国置自身信誉于不顾，悍然对伊核设施发动军事打击，破坏由其自身发起的谈判进程，再度导致伊核问题走入困局、地区紧张局势骤然升级。
从伊朗方面来讲，美国施压为其国内强硬保守派影响力增强提供了温床，使伊朗在核问题上立场愈发强硬。维护核权利成为伊政权彰显民族主义、谋求国际社会支持的道德底牌，但这一意识形态也让伊朗过去20多年付出沉重代价。（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韩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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